8月，三江源没有酷暑，太阳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只晒不热。我们一行人紧张地盯着几百米开外的草坡，草坡上有很多耸立着的白色石头，我们想找“会动的”那一块。“在那儿！”就当我的心因为着急和激动要蹦出来的时候，我看到它了——雪豹拖着长长的大尾巴出现在山坡上，它朝山脚下的我们瞥了一眼，继续溜达。
我相遇野生雪豹的次数，两只手都数不过来，但每次遇见，依旧无比激动。我是一名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，在三江源保护雪豹，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。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5年前，我从北京大学毕业，带着一个超重的行李箱离开了北京。箱子中没有花裙子和高跟鞋，倒是有羽绒服和很多仿佛白漆一样的防晒霜——我要去三江源，跟着从事自然保护工作的前辈们一起保护野生动物，待上整整一年。出发前，一位老爷爷认真地跟我说：“孩子，你一定会后悔的！”幸运的是：2000个日夜过去了，我没有一分一秒后悔过当初的选择。
尽管那时我不知道自己能否适应高原，学位证书上标注的“政治学、经济学和哲学”专业，也和野生动物保护没啥关系。但我知道：去三江源不是年少轻狂的冲动。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动物，也做过不少懵懂的尝试，然而我将近大四，才相见恨晚地发现“野生动物保护”这门学科与事业，因此毅然决定朝着这个方向出发。
我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名叫昂赛，澜沧江源头的乡镇。我们在一座桔红色的集装箱房子中工作和生活，这里没有稳定的电，要到小溪中打水，手机信号为零。但这里也是世界上大型食肉动物最丰富的地方，至少生活着85只雪豹和12只金钱豹。我们日常的工作是和老乡一起监测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，并寻找人和动物一起生活的办法。设计保险赔偿野生动物吃家畜带来的损失、发展“大猫谷”为当地人带来更多收入，都是我们的工作内容。
我如一张白纸来到三江源，用一年的时间在上面画满了山、水和雪豹的脚印，但也时常感到颜料不足、画纸不够大。在昂赛，靠着微弱的手机信号，我在山路上提交了罗德奖学金申请，直到收到面试信息时，我才确认自己真的成功提交了。出乎意料地，我成为2018年中国四位罗德学者之一，来到牛津大学。这次，我终于选了一个和野生动物保护直接对口的专业：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，并在千锤百炼中完成了学业。
山水自然保护中心，是当年愿意接纳我这个“外行”到三江源的机构的名字。从牛津毕业后，我立刻回到了山水，又一次收到了新人礼包——一件宽大的迷彩服，胸口上绣着雪豹。尽管我思念和热爱三江源，但和导师们经过几轮讨论后，我决定出发前往新的项目地：城市。这一次，我从江河的源头来到入海口，长三角。
初来乍到，在城市开展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难度远远超乎我的想象。我遇到的最大的困难，是找不到我的工作对象——城市里的野生动物在哪里？当我在上海沉心观察时，会发现有无数的野生动物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韧性生存。其中一个物种，很多人对它耳熟能详、然而在现实中真正见过它的人很少，它就是“一丘之貉”中的貉。我遇见的第一只貉，是一只落水貉。原本貉是会游泳的，但这只小貉可能无意间掉到了河中，一米多高垂直的混凝土河岸，让它根本无法爬上来，我们赶紧找了工具把它捞了上来。很多时候，城市的基础设施会在不经意间成为动物的陷阱，如何让城市变得对野生动物更友好，是我们努力思考的问题。
离开昂赛后，我每年都会回去看看，我看到国家公园对当地居民全方位的支持，看到牧民通过参与自然体验接待有了更多的收入，也看到了被棕熊破坏后重建的集装箱工作站。雪豹见到我时，依然泰然自若。
我们和野兽当邻居的故事，正在昂赛、上海和很多地方不断上演。有人说：我的工作很苦，因为要去到遥远偏僻的地方，会遇到变幻莫测的工作环境，不时还要承受怀疑的目光。但在我看来：“苦”的另一面是“酷”。如果过去的我没有鼓起勇气，把光环扎进土里，又怎么能得到如此宝贵的机会，接触和保护各种各样的生命呢？在与各种思维碰撞的过程中，我寻找着人生问题的答案，也体会到了这份工作对社会、对自然的意义。
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尺度，是按照几年、几十年来计算的，时间尺度虽长，但日子并不漫长，因为每一天我都可以感受到双脚与土地的触碰。拥有这些，又怎么能说辛苦的背后不是幸福呢？
李雨晗 来源：中国青年报
